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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演进逻辑》刊登于社会科学辑刊 2016,(03),104-108

来源: 作者: 时间:2019-12-30 15:17 点击: 字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演进逻辑

黎学军

广西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特色学科,它对中国现当代意识形态的构筑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盛以及马克思思想向西方学界和文化的回归,传统马克思哲学史研究面临着时代挑战。梳理并反思中国马哲史研究的历史逻辑,探究其发展的思想轨迹,无疑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开拓出一个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哲学史研究的逻辑进程主要有三条路径:形而上、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者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构成马哲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都带有历史的问题和局限。形上追问,是要理论研究重新找回反思精神,回到思想的本真状态,它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一股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浪潮而来,旨在消除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想的影响;“回到马克思”,试图告别前苏联模式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解读,通过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原点来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宗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向未来的当代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马哲史研究的一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研究只有回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挑战,才能继续保持理论的生命力。

关键词:

形而上; 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作者简介: 黎学军,哲学博士,广西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教授(广西南宁530022)。;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ZX012);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以下简称马哲史)发端于1979年①,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大潮之中,迄今已历30余年,支持其绵延至今的演进逻辑主要有三条:形而上、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三条演进逻辑形成的脉络和时间各有不同,但都被打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它们都已固化为学科从业者的思维方式,且已广泛体现在诸家的马哲史著述的书写方式中。

一、形而上

我国马哲史学科初起时期的学者们有幸活在一个“呼唤主体”的时代,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激荡全国人民心胸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浪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鼓起了勇气去追问自己的“前世今生”。追问“物之后”有什么、为什么的精神,即追问:“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在者照何根据行事?”〔1〕这是一种理论勇气,它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蕴的高贵品质,但却长久地迷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与“哲(学)”之争中、迷失于仅以“物”的视角看待社会历史的传统理论困局中。彼时这种伤痕反思式的追问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我们是谁”?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顶峰吗”?

首先,关于“我们是谁”的追问。对自身学术身份及其根源的辨识在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我们主流理论的“老祖宗”是马恩列斯,到了我们第一代领袖这里“一下子”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顶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需要再追问更多的东西,我们就是仅需要弘扬该理论体系的学人而已。凝固的历史时空被拉动之后,在得到了自上而下传递来的勇气之后,人们想知道的传统说法当中的那个“一下子”的过程是怎样的,进而追问马恩列斯是怎样在革命实践中习得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言之,人们尝试着以动态的方式去看待理论和实践了。1956年之后我们就曾经有机会习得这种动态眼光,这得益于苏联人自己转换时代精神的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苏联开始陆续派遣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机构任教,手把手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这些苏联专家所秉承的是一种静态的观点,只讲论不讲史,即使讲史也是只讲西方哲学史当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涉及到列宁和斯大林思想时一般以论代史,仿佛伟人的观点是突然间形成的。随后在苏联执政者出现世代转换之际,在苏联人需要为新理论寻找合法性根据的时候,苏联人也曾经试图以动态眼光看待列宁和斯大林,并无意中将这种眼光传递到了我们这里。但当时我们也需要竖立自己的“顶峰”,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观点。在错过了这一次机会之后,我们理论界彻底地受困于顶峰是“一下子”形成的理论密室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坚持着这种观点。在此期间,真理在时空中凝固了,人们仅需要牢记一些无史学底蕴的理论即可。这样的困局套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就是“哲学的末日”〔2〕,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剩下为现实实践寻找注释的功能了。一直到1978年以前,我国都没有正式出版过一本系统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通史。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我们,恰恰忘记了发展地看待自己。

其次,关于“理论顶峰”的追问。形成彼时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原因是苏联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过程中,为快速完成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任务舍弃了马克思学说中的很多东西,比如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追问历史的精神,只保留了其成熟时期的唯物史观,这还是基于恩格斯总结之后得到的第三手框架。苏联人按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第三手资料在我们这里被放大,构建了绵延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迄今仍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的框架。在此进程中,苏联哲学家们特别突出了与“客观性、必然性、可知性”相关的马克思学说,即突出描述“铁的必然性”并以此作为新兴社会主义政权寻找执政合法性的根据,这样做的结果是苏联哲学界将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简单化了,并将这种不追究根源的思维方式代代传递了下去。第二种原因是建立权威主义的思考。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苏联哲学界一直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来对待,并因此忽视乃至压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仅仅批评斯大林具体政策但不批评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也是如此,其中原因很轻易就能想得到。苏联人的影响加上我们自身血液中的类似基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长时间地做着类似的事情,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讲迷信,不讲研究,这种反科学的、有害的态度,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的建设。在我国,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现象甚为突出。……他们把革命领袖宣扬为神,鼓吹马克思主义到达了‘顶峰’,只能够迷信、盲从,不需要研究、发展,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存在。”〔3〕

改革开放之初,凝滞不动的理论困局被拉动了,破局的勇气自上而下地传递到了理论界每一个领域。首先被打破的是关于革命导师不会犯错误的传统思维,正如邓小平指出:“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4〕既然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去追问其根源,那么人们更有理由去追问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怎样形成的、是否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是否不需要经过发展即是如此的、是否到达了某一个顶峰之后就不会再发展了等种种问题。1978年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同仁经过数次集体研讨,在桂林会议中人们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为了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了能够对其中某个观点作出合乎实际的、真正科学的分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反对公式化、教义化、简单化的倾向,就必须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当做一部认识史来研究,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5〕与其说我们想构建一部全新的学科,勿宁说我们更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而已,以思想解放为契机开启我国马哲史学科构建的历史帷幕由此而拉开。我国马哲史学科建立的重大标志有两个:一个是1979年10月成立于厦门大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另一个是中山大学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81年)的正式出版。20世纪80年代马哲史学科著述和学科发展也获得了一个大爆发的发展时期,出版论著数百本(篇),开始招博硕生,公认的集大成者黄枏森八卷本即成于这个时期。黄枏森、庄福龄、马绍孟、高齐云、叶汝贤、何梓焜等人的名字及其对学科的贡献已属于学科史的一部分了。

二、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的想法在学科初起的时候就已有了,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末,放到马哲史学科建设语境中它既有重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将史论建立在坚实的不失真的文本基础之上的意思,也隐含了一种说服我们自己为何要“法先圣”的理由。正如张一兵所指出的,“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由于过去我国的马列经典文献的翻译基本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独立的、符合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相交融。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6〕。所谓的“回到”是一个过程,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编撰是一个过程,建立在全新时代精神之上的对马克思理论的诠释也在发展变化中。同一部《论语》每个历史时期都能发掘新的解释,马克思学说理应也如此。

首先,关于回到马克思文本的问题。马克思著述中文第一版当中的文本失真吗?甚至还会有伪作混进其中吗?有了追问精神之后的马哲史诸家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学者们的质疑的确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根据俄文转译,这至少会有两个问题,首先,两种文字转译带来的意义损失;其次,我们不再是对马克思的理解,更有可能是对俄国人理解的理解,例如全集中有争议的伪作、又如俄国人独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的段落编排,等等。关于编译过程中意义损失的问题,即使是目前中央编译局采取的主要从MAGE2转译的方式同样无法完全避免文本失真的问题。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M AGE2过程中参与率不高,中央编译局目前只有一人出任MEGA2的编委、国内学界能胜任马克思字迹辨认工作的学者基本没有,能胜任《德意志意识形态》段落编排工作的学者少之又少,客观上我们仍然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东西,虽然相比较第一版我们是清醒式的被动接受,但也还是被动的。只有把资料都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马哲史是建立在完整的文本基础之上的,不再是以叙代论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的马哲史研究仍然处在收集资料的阶段。关于我们的理解基于苏联人理解基础之上的问题,合理与不合理各半。合理方面,在于人类文明传承的链条中,每一个史学家既是观众又是讲解员,即所谓“前日视为撰述者,正为今日之记注,后日视为记注者,亦即今日之撰述”〔7〕,当代史学家根据前人所留的史料并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之后以新史的面貌再传之后世,我们即使不从苏联人这里学习马哲史知识,也必须从别的国家学者那里学习。不合理方面,在于起步稍早于我们的苏联马哲史著述量很少,政治烙印明显,掌握详实史料的史家也不多,诸史家也只能以论代叙,这可能导致了苏联马哲史著述的主观随意性。只有M EGA2出全之后,人们才可以认为自己过去阅读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恩格斯的眼睛,而现在则有可能根据马克思来阅读马克思。〔8〕

其次,关于“回到马克思”当中隐含的学习马克思理论重要性先于弘扬时代精神的意味。马哲史的源头在马克思那里,了解马克思的样子就是了解我国马哲史学科最初的样子。马克思文本被时代精神所注释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之义,但也必须做到忠实原文、忠实原文所处的时代环境。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人在基于新时代精神诠释孔子学说的时候,也总是先引经据典地论述孔子的原话,孔子何时何地说过什么话,已烂熟于各时代学人之胸,然后才有治世宏论。

最后,“回到苏联”也应该是一种学术精神,特别是在马哲史学界。学科的研究传承自苏联东欧马哲史界,创新也是基于批判苏联人的基础之上不断得来的。早在1956年,应中方师生的要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苏联专家沙坡什尼可夫依照苏联当时正在编撰出版的多卷本《哲学史》讲授了世界哲学史,其中在讲到第五部时他大概描述了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其中已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式的描述在我国当属首次。回顾这段历史,必须看到,尽管当时的苏联专家并没有直接帮助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但他们却为该学科的中国化做出了奠基式的贡献。正是在他们的启蒙之下我国第一批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文本、对苏联的理论动向比较了解和敏感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涌现了出来,而后来正是这批青年哲学工作者中的数人成为了我国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前,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苏东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它们充分体现了苏东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最高水平,对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的学科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固化思维方式的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初始养料。

与20世纪50年代末因中苏交恶迫使我国各条战线都走上自力更生之路不同,学科当下的“回到马克思”是纳入到了中国自信的历史洪流之中的主动行为。

三、中国化

马哲史学科从诞生起就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神圣的使命,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这个历史洪流当中的一员。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归根结底是要将马克思理论与最新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为最新社会实践寻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目的有两个,一是彰显中国自信,寻找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位置;二是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自己寻找合法性理由。因为史家用以衬托的背景条件变化了,所以对某个历史事件的特定观点或看法失去了某些相关性。〔9〕反映在马哲史研究当中,就是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如何为时代精神寻找理论依据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动力,同样也是马哲史研究的现实动力。

强调现实实践的原则,在马哲史学界是特别突出的,本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开题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的问题。这反映了学科建设中一种代代传承的思维方式,就是学科建设必须紧密结合最新时代精神。事实上,我国马哲史著述的第一个本子的编撰群体都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学习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往往会自觉地关注那些能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问题联系起来的哲学史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推选为研究的热点或争论的焦点。表现在马哲史年会上,自从邓小平理论被正式命名之后,马哲史学会年会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比如2015年马哲史学会年会主题之一的“当代全球、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2014年主题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新视域和新认识”、2013年主题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等。

马哲史学科中国化也有自身的原因,首先,学科建设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自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至今,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属于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使是马哲史的写作框架,我们都很难说是专属我们自己的,看看苏联人和东欧人的马哲史就知道此言非虚。中国马哲史学科建设同样源自于对苏联东欧马哲史著述的学习和借鉴,一是体现在他们先我们后,二是体现在他们所奠定的“马恩列斯……”的串行书写范式迄今仍然是主流范式。这些因素不利于确立我国马哲史学科建设的新面貌。

其次,是马哲史研究的题中之义。政治性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每一门分支学科都分有着该特点。描绘正在徐徐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毫无疑义地是学科建设最现实的推动力,提供给了学科最现实的物质建设力量。学科每向前一步,需要现实力量的支持,又能反过来对现实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比如在马哲史中找到能支撑当下建设的理论或观点,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过渡时期“计划”与“市场”激烈碰撞的时候,学科在为现实寻找理论根据的同时,自身的学术根据也得到了固实和扩大,进而不断开创出一些崭新的论域。

当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使本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一种传统,这在使本学科研究获得明确的现实感及研究推动力的同时,也使得本学科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过于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现实与学术的边界,从而可能影响到了自身的学术定位及其学术生态。

四、余论

三条逻辑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条,它作为一种鼓舞性的力量渗透到了第二、三条之中。社会主义国家马哲史界普遍受困于“问”与“不问”政治的困惑中,目前学科著述主要冠之以“教程”之名,过度彰显其现实性,“学术”与“资治”比例失调。马哲史著述在发挥经世作用的同时,首先是史家然后是意识形态家的人们是否认真考虑过一个“度”的问题———即如何保持学科著述的经世与学术德性之间平衡的问题。由于某种历史集体记忆,人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难以量化的是非标准之间,久而久之可能因为疲惫而放弃了这种可贵的品质。

“回到马克思”未来应突出以下三点:首先,培养自己的能够参与到MEGA2文本编译的专家,新鲜资料的出现总是会引领学科新的研究热点。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理应参与最权威版本马克思理论的编撰,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少了。其次,重视读原著,像先贤那样。第一代马哲史家囿于时代条件,他们全部的“娱乐”就剩下看原著了,这反而成就了他们极为精深的原著功力,比如黄枏森、孙伯鍨、陈先达等人。再次,重视苏联人的马哲史理论,重新编译出版相关著述。目前仅有少量学者专门做此事,主要有李尚德、安启念等人及其门生,力量稍显薄弱。最后,注重学科史的研究,即史学史的研究,关注学科发展30余年以来学科发展中都有什么重要著述家及其作品、改革开放对学科发展又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是支持马哲史学科发展的最现实、最物质的逻辑,未来仍然是如此。人们要关注两个事情,首先,时代精神改变之后,本学科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最新时代精神之上,比如说人们需要思考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点并给出最新的答案。关怀现实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马哲史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记录,但似乎当下马哲史学科也直接关怀现实了,史与论呈现高度的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否有边界、马哲史学科是否应冷静地看待社会实践发展之后再对相关理论作出评论,这样的思考毫无疑问是有益学科发展的。其次,书写范式的中国化。苏联东欧人传承下来的串行书写范式迄今仍然是主流范式,如何更新为我们的以问题为中心的书写范式,尚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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