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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燕 黎学军《主体能动性的效度:萨特对普列汉诺夫的质——兼论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关系》刊登于广西社会科学 2015,(06),65-68

来源: 作者: 时间:2019-12-30 15:20 点击: 字号:

主体能动性的效度:萨特对普列汉诺夫的质——兼论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关系


章燕 黎学军

广西艺术学院


    要:

普列汉诺夫认为,首先要肯定人类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人的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动性只有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相符合才能得到真正发挥。萨特对此提出质疑:既然一切都是铁的必然性,那人的存在还有何意义呢?萨特对普列汉诺夫哲学主体能动性思想的批判,虽然有我们不认可的部分,但他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入更多的主体能动性的元素。

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萨特; 主体能动性; 质疑; 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 章燕(1978-),女,江西南昌人,硕士,广西艺术学院讲师;; 黎学军(1972-),男,广西南宁人,博士,广西艺术学院思政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03-13


Received: 2015-03-13

普列汉诺夫传承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认为人类社会形态从低到高、生产力的发展等都是规律性的东西,认为首先要肯定人类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人的主体能动性,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但不可能改变规律。这样的看法引起了包括萨特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

一、普列汉诺夫的主体能动性思想

普列汉诺夫对主体能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理论成果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唯物主义史论从》《谈谈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要想正确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首先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主体能动性问题,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个人的作用总是同人的主体能动性分不开的;另一个是历史必然性问题,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作用都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历史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而为了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人类要肯定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人不可能改变规律,同时他也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主体能动性对历史进步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批判了唯心史观否认历史必然性、刻意抬高主体能动性的企图。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唯心史观否认历史必然性也就取消了社会科学的基础。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有能够而且亦不能够成为确切的科学,是同人们否认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紧密相联的。当学者们用人们的观点、意识活动去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意志自由便排斥了必然性,亦即排斥了规律性,“而规律性乃是任何科学地解释现象的必要的基础”,所以,排斥了必然性便“妨害了科学的发展”[1]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主体动能性的作用。他从未认为人类在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性后, 就能安逸地、无需辛勤工作地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他驳斥一些经济决定论者“竟以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说”[2]。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些人“硬说唯物主义与自由观念不能相容,硬说唯物主义根本否认个人的能动作用”[3]。 那么,什么是主体能动性呢?普列汉诺夫认为,“有意识地为了引起某些现象而进行的人们必需品的生产,就是人对自然界采取的能动态度”[4]。他同时也批驳了历史机械决定论者,指出这些人认为只要顺从历史必然性就能毫无障碍地达到共产主义,实际上,他们鲁莽地抹杀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否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通向了“无为主义”、“宿命论”。 普列汉诺夫指出:“若认为我们只要一确信某些事变必然到来,我们就失去了促进或阻挠这些事变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未免是大错特错了。这里一切都要依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为转移。如果是的话,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动作也就会更坚决”[5]。普列汉诺夫甚至使用了数学公式来证明历史机械决定论者的错误观点。普列汉诺夫说:“例如,我们假定说某种条件总和S具备时,现象A就会发生……于是同样A现象的我一知道了这点,便赞叹道:‘好极了!’说罢便鼾睡起来,一直睡到你所预测的那个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是如下述。在你的计算中,在现象A发生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本来是把我的动作也包括在内的,——假定我的动作是等于a。但因为我鼾睡去了,于是在T时所有促进这一现象发生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S,而是S-a,结果当然会使情形有所改变的”[6]。在他看来,那些机械决定论者就是例子中那个鼾睡的人, 他们竟以为美好生活会从天而降。

普列汉诺夫强烈否认经济决定论者和历史机械决定论者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攻击。他认为,是否能动,必须看这样的“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普列汉诺夫在此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即月蚀现象和人类的关系。他说:“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内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内。单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成月蚀的政党。” 退一步说,“就假定人类的活动能包括在上述条件中去,但凡属很想看见月蚀而又确信这种现象不用他们帮助也必然会发生的人,终究不会加入月蚀党的”。“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就会只是拒绝去做无谓的事情,即是拒绝去干无益的动作,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7]。这是普列汉诺夫对主体能动性的绝妙说明,在他看来,主体能动性只有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一致时才是有效的。

二、萨特对普列汉诺夫的质疑

萨特是通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而引出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质疑的。他对大部分苏联哲学家的著述展开了批判,因为他认为那些著述至多起到了简单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作用而已,还可能是歪曲的宣传。批判的众多对象中,就有普列汉诺夫。在他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从经验中得出自己的概念——或者至少不是从它的力图了解的新经验中得出的——它已经形成了这些概念,它已经确信它们的实在性, 它将把构成性模式的角色分配给它们:它唯一的目的是把被研究的事件、人或行为放入预先制造好的模子”[8]。萨特认为,既然一切都要臣服于规定的 “一”,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铁的必然性,那人的存在还有何意义呢?据此,萨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非人”的哲学,完全将主体的能动性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

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确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也质疑普列汉诺夫主体能动性时刻要让位于铁的必然性这个说法。他认为只有先确认人的自由,或者说只有在人是自由的这一先决条件下,才能谈论或谈得上人的行动及其意义问题,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共产主义者们的道德已蜕变为一系列明确详尽的义务,每项义务指向一种特殊的‘作为’”[9]。人类被规定为没有思想自由的可怜虫,这令萨特感到非常沮丧。萨特早已表明,他对主观经验和客观经验的旧话重提是为了说明其人学辩证法的基本定律:“全部历史辩证法寓于个体实践”[10]。究竟是存在是行动的条件还是行动是存在的条件?带着这个疑问,萨特展开了对普列汉诺夫主体性理论的点评。

普列汉诺夫曾经以法国革命为例来说明唯物史观的原理,其中涉及主体能动性的一些看法,对此萨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普列汉诺夫过于偏重客观规律性,而忽视了对一些具体情况(在萨特看来是比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些情况)的具体分析。萨特认为:“普列汉诺夫在研究拿破仑战争的惨重损失时对此毫不在意,可是法国却用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他对波旁王朝复辟后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减慢无动于衷,可是全体人民却因此要受苦受难;他忽视从1815年起资产阶级和宗教狂热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深刻动荡。这些人在王朝复辟时期生活、受苦、斗争,并最终推倒了王位,但如果说拿破仑没有发动政变,这些人中就没有一个会是这样,或者说就不会存在这样一个人”[11]。 虽然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分析,萨特也坦率承认: “无疑,最终结局是不会和实际结局相反的”[12]。 但是,萨特话锋一转,认为人们应该看看被忽略的体现人的灵动性的变量:拿破仑的流血战役、革命意识对欧洲的影响、盟军对法国的占领、地主复辟和白色恐怖。

萨特对铁的必然性的解释,显然是一种指向人的未来的“自由主义”的解释。这也是萨特对历史机械决定论存在厌恶的原因之一。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界的一些理论缺陷更使得萨特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与一般苏联哲学家在理论深度上差别是比较大的。普列汉诺夫所写的专论唯物史观的十几种著作出色地、独创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只是对已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做通俗的解释,或者仅仅为这些原理提供若干新的论据。简言之,萨特将普列汉诺夫学说简单地等同于世俗理解的苏联哲学,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在笔者看来,萨特对普列汉诺夫主体能动性思想的质疑和批判,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他过度强调主体能动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条件的限制。这里所说的条件,指的是外在于人类的客观规律。历史不仅仅是在说明过去,在许多情形下,人类的“过去”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的经验而存在着并影响着人的现在和将来,而且是作为一种生命资源供养着人现在和将来的生存和发展。其实,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就是说明历史、规定着人类的明天的一种知识。而萨特对规律性的一定程度的忽视,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只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的“领悟”。张一兵对萨特哲学理论的评价是中肯的,他指出:“萨特理解马克思的基础主要还是哲学逻辑,他根本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13]

即便如此,萨特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令人深思,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如果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要素,那人的主体能动性该如何显现呢?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4]。而且,如果“仅仅把‘宏大的历史’投映到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并不能清除唯心主义历史观,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强化了唯心史观”[15]

三、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关系

萨特对普列汉诺夫哲学主体能动性思想的批判,虽然有我们不认可的部分,但也有一些说法是可以去追问和思考的。其中,他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这启示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同时,要加入更多的主体能动性的元素。

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现实选择,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现阶段奋斗目标。其中,建设以人为本的经济和谐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这就涉及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 因为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能否顺利实现,则需要考察人的主体能动性问题。

毫无疑义地,过度强调铁的必然性,会增强人们的思想惰性。萨特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曾嘲笑说:“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来选择了最方便的解释:当人完全由先前的情况(即由经济条件)来确定时,他是一个消极的产物,是条件反射的总和。但这个惰性客体在嵌入社会的世界中时, 在受到同样制约的其他惰性中,通过他所获得的本性促使加速或减慢‘世界的进程’:他改变社会,就像一枚炸弹那样,时刻遵循惰性原则,可能摧毁一栋楼房。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施动者和机器就会没有区别”[16]。一切都按照既定的“宿命”进行,主体的能动性将转变为惰性。我国20世纪50至70年代沿袭的是苏联东欧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20世纪30年代苏联按计划经济的理想模式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计划就代表一切,个人利益被消解在计划经济统一的大熔炉中。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个人利益是一个基础性范畴。笔者认为, 在社会发展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之间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要能使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是个人物质利益,因为社会或阶级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我们不能再用宏大的目标来代替看得见的利益。如果缺少此环节,就很难将两者完满地结合起来。没必要等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后,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也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初衷。就像萨特所说的:“我们只是想说,集体客体的物质基础应该从个人的具体活动中去寻找;我们不想否定这些客体的实在性, 但我们认为这种实在性是寄生性的”[17]。萨特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集体毕竟是一个抽象名词,而具体个人的利益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利益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对利益的追求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内驱动力。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提出各种利益要求并得到满足的过程。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将不断满足人民利益要求、调动人民积极性作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9];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20]。这表明毛泽东主张通过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以提高群众的觉悟,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争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邓小平认为, 如果不能把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 不去依靠人民自身的能力,是很难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因此,他强调要赋予人民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特别是要发扬经济民主,大胆放权,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21]。要解除束缚劳动者积极性的种种枷锁,让人民群众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在不断变化,但不断满足人民利益要求、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则被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下来了。江泽民则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把一切积极因素成分调动起来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22]。江泽民认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勤奋工作。

综上所述,萨特对普列汉诺夫哲学主体能动性思想的质疑和批判,虽然有我们不认可的部分,但他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他的理论,为我们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利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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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6][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337;337;338;344;339.

[8][10][11][12][16][17]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5;216;107;107;73;66.

[9]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1987:556.

[13]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6.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15]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56-57.

[18]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19]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139.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5.

[22]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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