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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燕教授《马克思财富思想伦理意蕴及其对精准扶贫的启示》刊登于广西社会科学

来源: 作者: 时间:2019-12-30 15:47 点击: 字号:

马克思财富思想伦理意蕴及其对精准扶贫的启示

唐海燕

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马克思对财富本质伦理探索核心主要是提出财富蕴含有用性, 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正当途径, 异化劳动是财富本质的变异现象;对财富分配伦理审视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分配不公桎梏, 财富须按劳分配, 共富是财富正义表征;对财富价值目的凝练于提出财富仅作为手段性存在,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财富价值终极目的, 人本取代物本。解读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要义, 对于我国精准扶贫相应具有重要启示:肯定追求正当财富的行为具有合理性, 激发人们劳动能量及有效防止财富异化;坚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遵循劳动等量报酬和追求财富共建共享;树立扶贫的人本生态生产观、人本理性消费观和能力致富观。

关键词:

马克思财富思想; 伦理意蕴; 精准扶贫; 现实启示;

作者简介: 唐海燕 (1973—) , 女, 广西南宁人, 博士, 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8-09-20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精准扶贫的财富伦理策略研究” (17XKS010);


Received: 2018-09-20


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论和实践逻辑的财富思想, 对财富来源应具有合德性、财富生产应体现正义性、财富分配应达到平等性、财富消费应遵循适度性等财富基本问题进行了伦理阐述, 彰显了劳动致富、公正分配、生态发展、消费适度、人本至上等财富道德意蕴, 为建立合理财富制度及规范人们各种财富活动提供了理论来源和科学思路。当前, 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正在全面推进, 并受世界瞩目, 从本质而言, 精准扶贫既是世界反贫困系列运动之一, 同时也是一项旨在摆脱贫穷、增进财富的伟大行动。汲取和提炼马克思财富思想中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伦理意蕴和道德精神, 引领我们正确认知财富本质内涵、追求财富正义分配及实现财富人本性价值目的, 对于推进精准扶贫效率、加快攻坚拔寨步伐,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一、财富本质的伦理探索

财富自身具有何价值?我们应以何种方式获得财富?对异化劳动的财富幻象如何认识?对这三个维度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对财富本质的重要探索。

(一) 财富基本伦理价值在于其有用性。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审视财富发展历程、追溯和论证财富的本质与嬗变等伦理问题, 肯定财富对于社会进步不可或缺性以及人类追求一定的物质利益具有正当性, 赋予了财富生存论本原意蕴。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提出, 解决物质利益问题是人类达至身心彻底解放的根本前提,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在《神圣家族》中甚至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摆脱劳动异化和落后制度等影响人的身心发展桎梏, 首先必须满足人的生存物质需求, 并以财富增长为前提, 努力发展生产力、生产资料以获得人类永续进步,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人们基本生存、生命有一定的财富来维持, 才能论及人的全面发展。在极端贫困的境况下, 人与人之间还会爆发生活必需品的残酷争夺, 随之而来的是腐朽制度和落后生产关系的卷土重来, 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

显然, 马克思对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伦理考量, 是立足于满足人的物质现实需要这一唯物辩证论事实, 强调生存有保障是人类创造和改造历史的前提, 而要拥有生存条件则必须进行有秩序有目的的财富活动。

(二) 生产劳动是财富获得的正当途径。


马克思论证了劳动是人类繁衍及财富获得的主要途径。首先, 他肯定了财富生成的前提在于人及其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在财富生产中具有本体论价值, 劳动主体 (人的个体与“类”) 才是财富的本质指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驳杜林关于财产获得必须运用暴力来掠夺的思想基础之上, 充分阐明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无论如何, 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 然后才能被掠夺”[4]。鲜明指出财富生产和获得的合德性只能通过劳动方式而无其他捷径。

其次, 提出财富生产的劳动活动不是私人的而是社会的伦理思考。人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行为并不是隔绝孤立的, 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等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释:“劳动本身不过是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 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 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5]只有在社会现实环境中, 劳动与其他要素 (生产资料、劳动对象、自然资源等) 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

最后, 马克思认为, 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 人与他人、社会、自然均具有联系的普遍性, 形成一张紧密关联的交织网, 即每个人在生产并享受应得财富的同时, 也为他人的合法享受而创造财富, 反之, 他人的劳动同样也能为自己财富增殖创造客观条件。因此, 每个人的劳动均包含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部分, 个体与他人劳动无法分割、互为补充, 每个人的劳动必须与其他人的劳动相协调相融合, 才能保证社会总体财富的合法增长。

(三) 异化劳动是财富本质的伦理畸化。


西方学者们如马尔库塞、萨特、卢卡奇等提出的种种异化理论, 仅限于从人的生理心理需求以及道德思想文化等方面来追溯, 因而陷入将异化与对象化、物化等同的泥淖, 无法在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产生缘由中深刻揭示异化本质及其根源。

马克思扬弃和超越西方种种异化学说, 他积极关注雇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现状, 立足人本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双重维度, 揭示了主体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冲突和分歧, 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控制劳动、人被物所奴役的各种伦理困惑, 从而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实质。对此, 马克思提出以异化劳动来反映劳动者同他的产品及劳动本身的畸形关系, 指出资本主义把特定劳动行为掩饰为一般劳动活动, 使得“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 成了劳动的财富”, 因而, “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 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6]。这样, 劳动和财富就演变成了自身片面的本质存在, 此论断构成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分析的理论前提。

而后,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异化劳动涵盖四个畸型逐步深入层面:劳动者与自我劳动产品、劳动者与自己劳动本身、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及劳动者与其他人相异化, 异化带来的恶果呈现为科技越进步、生产越扩张、工人创造财富越多, 而同时雇佣工人本身却越廉价贫困, 肉体及精神上更受摧残、道德上更为堕落。总之, 他们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反过来幻化为操纵自身的工具, 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发生变异, 使得财富本质“片面化”“非理性化”,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所称的——工业社会极权主义会制造出“单向度的人”, 人沦落为劳动工具, 而社会则成为“单向度的社会”。改变这种局面、杜绝劳动异化的根源, 依据马克思的推断, 人们必须通过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 (即财富活动) , 自我生产、创造、发展来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内生性矛盾。

二、财富分配的伦理审视

社会财富如何才能实现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配?马克思财富思想从揭示分配不平等现象是私有制的特定产物出发, 以“按劳分配”“共同享受”“共同使用”等语词进行表述, 提出建立合理社会财富制度、财富分配正义、财富共享共富的道德原则。

(一) 分配不平等现象是不合理制度的天然产物。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 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只会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不断累加, 无产阶级永远一无所有, 因此实现所有人的经济平等只能是空谈。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揭示:

其一, 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提出, 只不过是资本家攫取利益的“堂而皇之理由”“伪善之借口”, 实质上并非保障所有人权利一律平等, 而是资本家利用商品流通互换的隐蔽规则, 以欺诈手段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并永恒享有这种特权。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平等” (包括分配平等) , 只是一种形式平等、表面平等而不是真正平等, 它掩盖了资本家占有私有财产与无限度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之间的“绝对不平等”实质, 抹杀了资本家压榨无产阶级与后者向前者出卖廉价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

其二, 私有制社会, 劳动者一直承受着叠加贫困、持续贫困、次生贫困, 自身被演化成“赤贫物品”,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并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 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7]不合理制度之下, 工人丧失对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拥有权, 而资本凭借其统治优势则享有对劳动的无偿占有, 造成了财富所有权与劳动应得的分崩离析, 并导致无产阶级永远处于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潜在的赤贫”之中。其三, 只有进行社会变革, 消灭不合理的社会模式, 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才能最终解决分配不平等问题, 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和财富共享。“分配关系, 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 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 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8]由于分配关系特有的决定因素, 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正就在于它是否与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符合, 当这种关系不再相适应时, 就会出现分配病态, 分配正义则无法实现。无产阶级存在的普遍贫困是历史的具体的贫困, 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扭曲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制度性贫困。

(二) 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想的分配模式。


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劳动无差别存在的理论批判, 以及深化布雷在1839年《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提出的“等量劳动等量报酬”的观点,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按劳分配理论, 他在《资本论》中提出未来社会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尺度是劳动时间, 形成按劳分配思想雏形。而后, 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他论述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即社会主义阶段) 实行资源产品“按劳分配”的必然性观点, 即在生产力仍旧不足、财富还未充分涌流的社会阶段, 个人消费品应以劳动为尺度来进行分配、劳动量要与报酬相当。

马克思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按劳分配思想, 兼顾了劳动量公平计算、社会公共福利及个人消费的保障,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其主张有:一是只有在公有制经济社会, 才能实现按劳分配;二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要承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 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 是天然特权”[4]。劳动作为谋生手段, 按“劳”而“分”符合正义诉求;三是消费品根据付出劳动量来分配, “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从社会方面领回的, 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0];四是“劳”按照个体的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来计量;五是首先要在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为公共基金而进行劳动的产品, 再分配到个人。

此外, 公有制为分配主体的社会, 劳动者具有二重身份:一方面它属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11],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12]都是属于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生产者。因而, 在生产、分配过程中就蕴含了个人利益和全体成员利益, 并且个人劳动量及对社会贡献也并不一致, 因此, 必须严格执行财富按劳分配原则, 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三) 共同富裕是财富分配正义的展现。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 但是其理论体系却蕴含着丰富的共富思想。其实从16世纪迄始, 思想家们就孜孜追求致力于建立一个财富共享、共有、共用的理想社会, 17世纪的温斯坦莱、18世纪的马布里及摩莱里, 均论述了建立无剥削无压迫社会以实现财富分配公正的可行性。到了19世纪上半叶, 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呼吁彻底废除私有制、社会财富人人平等享有。这些对财产公平享有的思想探索精华, 汇集成马克思财富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 他还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 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和实践批判思维, 扬弃“乌托邦”式幻想, 论述了未来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提出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诉求。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 就是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物质和精神丰裕为目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13]。指出共富的标志是生产力高度发达, 全民富裕与生产力永续发展同向共进, 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在保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14]。因此,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5]。只有实现大工业生产, 消去剥削和分工, 进而消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对立, 实现公有制、按劳分配, 才能为无产阶级谋得真正利益——一方面大工业发展的保持张力需要科学制度的支撑, 另一方面只有在公有制社会中乃能满足所有人需求。明确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于推进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定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 遵循“群体+个体”的分配逻辑, 充分考虑社会所有个体需要和享受的合理获得, 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前提下, 实现群体有效联合的共富,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三、财富价值目的的伦理辨析

在反思财富价值如何体现, 财富生产应追求何终极目的过程中, 马克思反对财富功利论、财富实用主义、财富至上说。他扬弃以往各种财富人本主义及社会共享财富等思想体系, 提出财富价值思维应彻底倒转, 财富生产的终极旨归在于人本性, 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劳动解放, “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 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 财富是人的发展手段性存在。


财富既具有物性更具有属人性的双重属性, 隐藏在物态之下财富还有更重要的为人性本质。首先, 财富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7], “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17]。财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 其最重要作用在于以自身“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其次, 对人类而言, 财富仅是“中介因”和“质料因”。对于人类而言财富本身具有不可或缺性, 是人类进步的重要载体, 但它作为人类的劳动产物, 无论是以实体形式、货币形态还是虚拟资本样态出现, “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19]。它只能作为人类发展自身的某种介质和工具存在。最后, 财富生产与主体性的人及其发展, 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不可错位和颠倒。

(二) 人的发展是评判财富价值的根本尺度。


马克思关注财富生产进程中人的进步状况, 凸显财富中人的主体主导地位, 强调财富蕴含着人的价值实现目的, 确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财富创造的终极指向。

首先, 劳动创造财富, 因而财富自身就具有为人性。马克思立足于劳动活动探索财富内在的人学内涵, 他认为, “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20], 劳动是人类特有的财富生产方式, 因此, 财富作为主体劳动的产物, “财富的本质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2]。马克思还发展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思考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观点, 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财富的人本意义思想, 在《资本论》《l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 详细地阐述了劳动创造财富以及财富具有内在属人性。

其次, 财富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及丰富人性。一方面, 财富是人类价值的映射:财富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 是人的劳动证认、人的本质力量产物, 客观外在“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 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22], 即物质财富世界。另一方面, 财富作为人类劳动成果, 是人的自我完善更新、与他人共生发展的场域;是人的劳动轨迹、运动规律的丰富展现, 展现人的本性的多层次性及多样化。

最后, 财富最重要的伦理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发展。财富作为社会一切关系联系衍生的产物, 由人类主体创造, 本身就蕴含着人的对象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财富为人性的社会本质特征, 要求我们摈弃绝对唯心论和抽象自然法则论, 从具体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现实社会经济关系, 最关键是从人的能力潜力充分发展程度等要素来系统研判财富的价值。而财富的价值则在于人们在合理“度”内自由运用现有条件创造财富来满足自身需要、促进自身发展。

(三) 物本向人本的价值观嬗变, 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条件。


工业社会的唯经济之上论, 遮蔽和抹杀了财富人本意蕴。马克思通过揭示资产阶级资本运作产生了财富盲目崇拜和财富神秘化, 指出物化财富的二律背反:一方面, 财富彰显人性, 是人的解放、发展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 拔高财富会导致人性扭曲异化。只有在财富生产中充分释放出人的主体性, 摒弃物本思维、实现人性发展, 树立以人为本的财富观, 才能实现人的解放。一是强调人为物之本。在二者差序排列上, 主张人第一性、物第二性, 以人类能彻底摆脱“物的依赖性”, 消除“物化”“物役”为标志, 以人为本, 财富增值控制在满足人的理性需求之内。二是重视财富生产应有的人文关怀。提倡以自由、正义、尊重等伦理范畴条目为财富生产规约, “物”须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服务。三是人本并不是对“物”的完全否定。财富“质料因”与“形式因”双重样态与人作为“目的因”虽有规定性的不同, 但人与物并非相互排斥, 而是相互联系共存, 区别于在财富创造中是侧重发展“物”还是“人”的元素。马克思强调在注重“物”的生成时更注重“人”的发展, 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更要重视人“能力”“禀赋”“权利”等的全面发展。

四、对精准扶贫的现代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财富本质、分配、价值目的的伦理解读和辩证分析, 所形成的财富思想科学结论, 对我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际价值。

启示之一, 马克思从人的生存发展视阈及客观实践论出发, 在财富的使用价值属性、劳动获得财富以及财富异化方面的本质伦理探索, 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来源和哲学思维。

精准扶贫应充分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 激发扶贫对象财富生产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塑造正确财富价值观、财富获得观, 科学看待和追求财富, 批判财富认知悖论, 即“财富天性为恶”是极端主义, 而“安贫乐道、耻于求富”也是偏激思想, 二者都因对物质抗拒力过度或求富驱动力不足而阻碍有效脱贫。我们要正确认识和看待财富, 建立财富动力体系, 教育扶贫对象正确认识、认知、认同追求正当财富行为。

肯定财富的合法性来源于劳动。在贫困户中, 有部分帮扶对象本身具有正常劳动能力, 但却深受“等靠要”惰性思想侵害, 以争当贫困户、争获政府救济为荣, “看着别人干”“等着干部送小康”, 以至越扶越懒、越扶越穷, 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因此, 弘扬马克思主义“勤劳致富”伦理道德观, 在社会上形成赞颂“劳动至上、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观, 清除惰性依赖的“思想痼疾”, 凝聚劳动扶贫合力, 制定奖惩措施充分调动和发挥扶贫对象主体劳动积极性。

防止财富异化, 以科学财富生产观推进精准扶贫。在激发出人们大胆创造财富的同时, 应避免过度追逐利益而产生财富异化和自我迷失, 凝练马克思财富思想的伦理内核精神, 破解“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 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23]的谬论和困境, 走出“财富迷雾”, 批判唯金钱论、唯经济论, 把握好财富生产和使用“度”。

启示之二, 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之上, 指出了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正义是公有制社会的科学分配模式, 为我国精准扶贫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坚定社会主义才是能消除贫困、实现富裕的优良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正是在于私有财产制, 因此, 财富幻象、异化劳动、物操控人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和痼疾。在精准扶贫中, 应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共产主义信仰, 在思想信念上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社会主义先进的新型生产关系有利于社会财富生产能力培育, 而人民至上的财富发展理念是最终实现分配公平的根本。

遵循按劳分配模式、劳动的付出及回报等量原理。在精准扶贫中, 一是科学规范财富分配标准制定, 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 扶贫资源分配以具备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劳动时间、劳动量大小为计量依据。二是扶贫部门不能一味地为完成脱贫指标而盲目投入和包揽。摈弃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并存现象, 避免财富分配无边界化, 避免物质扶贫、福利扶贫导致的“养懒人”, 实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来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和活力。三是建立严格的劳动成果分配监管制度。设置由上至下、分级分层监督扶贫劳动成果分配机制, 并建立各级评价指标;完善扶贫劳动资金管理, 做到阳光扶贫、健康扶贫, 杜绝扶贫腐败的发生。

围绕财富共建共享, 实现扶贫共富目标。一是保障贫困群众应得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的重要论述, 就是对扶贫中实现全员共同进步、共同脱贫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仅要做到对扶贫对象思想上“推”、行动上“管”, 更要做到物质上“保”, 使贫困群众基本的物质利益得以保证。实施财富成果惠及覆盖所有扶贫对象政策, 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能体会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二是财富涌流向贫困弱势群体倾斜。马克思描绘“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 是建立在实现财富最大自由度的基础之上。财富向贫困弱势群体适当倾斜, 是精准扶贫分配正义应有之义。三是在扶贫追求的共富过程中, 要注意甄别绝对平均和相对平均。在平均分配财富问题上, 马克思强调共享是“共同”而不是“均分”。绝对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的质与量区别, 本质上是狭隘的小农意识和思维。因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阶段仍然要求财富相对平均而防止绝对平均化, 在扶贫中应根据贫困深度、脱贫难度、劳动投入来合理分配资源资金。

启示之三, 马克思财富思想的价值目的论, 启发我们在精准扶贫中要把谋求、增进以及使用财富的立足点建立于加快人的进步目标之上, 把促进贫困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扶贫的价值坐标和追求。

首先, 深化扶贫的人本生态生产。马克思的财富伦理思想提示我们在精准扶贫中, 依靠物质生产努力实现贫困地区财富跨越式发展的同时, 杜绝财富发展过程中“以物为本”带来的弊端, 避免出现因目的与手段颠倒而产生的对贫困地区自然资源无度开采、对乡村优美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另外, 贫困地区脱贫中要注意以“经济增长为本位”转化为以“人民幸福为本位”, 由注重经济总量指标转向强调国民幸福指数。

其次, 注重扶贫的人本理性消费。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启发我们, 要在精准扶贫中重视树立人本消费伦理理念, 关键在于引导扶贫对象形成绿色适度消费生活方式:一是要抵制享乐主义、拒斥拜金主义侵蚀, 当然, 也要摈弃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的消费观束缚, 提高个人生活质量;二是消除贫困地区仍遗留的节日大吃大喝陋习, 遏制非理性消费, 生活与生产开支秉持节制、节用原则, 使有限资金能发挥最大化效用;三是平衡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比例, 引导贫困群众既要有对物质使用的精确开支, 也要有对精神成长的精细投入。

最后, 培养扶贫人本财富能力。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 人的各种能力得以充分提升是核心内容之一, 社会生产的发展, 旨在提升人的体力、智力、自然力、道德力及其他内在潜力。启示我们提高扶贫对象的素质和能力对财富创造具有重要作用, 体现对贫困群众劳动可持续发展的人本思考。从社会演进趋势来看, 财富获得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主要依赖土地和资本, 而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主要依赖于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 即能力和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比重及阈值越来越大。因此, 精准扶贫应注重采取多种方式对扶贫对象扶智、扶能, 树立他们努力提高自身技能来获得财富、实现脱贫的意识, 大力培养新时期创新能力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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